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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癌营养支持:维生素、欧米伽-3鱼油、大豆异黄酮

时间:2021-02-02 18:44 阅读:626 来源:朴诺健康研究院

目  录

一、综述

二、了解子宫内膜癌

三、造成原因及风险因素

四、体征与症状

五、诊断与疗程阶段

六、常规性疗法

七、创新与新型疗法

八、饮食习惯与生活方式管理方案

九、自然定向干预措施

十、部分参考文献


一、综述

摘要与概述速览

  1. 在美国,每年都有约6万名女性被诊断出患有子宫癌,包括子宫内膜癌。幸运的是,很多子宫癌病例都是在较早期就确诊出来的,此时患者的长期生存率还不错。

  2. 本文将综合概述子宫癌的背景知识和生物学原理,及其传统的诊断及治疗方式。文章同样会讨论几种可能改善患者痊愈效果的新型治疗方案。举例来说,循环肿瘤细胞分析可能有助于医生为特定癌症患者建立适宜的针对性治疗方案。

  3. 孕激素治疗法常被应用于子宫癌的治疗。有趣的研究表明,维生素D可能有助于补充孕激素对于子宫癌的抗癌效果。

子宫癌包括子宫内层组织(子宫内膜)部位的癌症,以及涵盖子宫外层肌肉边缘的肿瘤(子宫肉瘤)。子宫内层组织部位的子宫癌,又称子宫内膜癌,约占子宫癌的95%,是西方世界最常见的妇科癌症(Bakkum-Gamez 2008; Plataniotis 2010; Llaurado 2012; Amant 2005; Rahaman 2003)。美国癌症协会对2013年的估计表明,美国49,560名女性将患子宫内膜癌,而其中8,190人将死于这种疾病(ACS 2013a)。大多数子宫内膜癌发生在女性60至70岁之间,但也有一些发生在40岁之前(A.D.A.M. 2012)。子宫癌最常发病于子宫内膜处;因此,这篇文章将重点聚焦于子宫内膜癌的相关探讨(Acharya 2005; Amant 2005; A.D.A.M. 2012)。

子宫内膜癌是一种多因素疾病,但最大的风险因素之一是暴露于过量的雌激素和/或相对缺乏孕激素(Amant 2005; Lee 2012; Carlson 2012)。这是因为雌激素会刺激子宫内膜细胞的快速生长,然而黄体酮则会抑制这一作用。长期暴露于无拮抗成分的雌激素环境可导致子宫内膜细胞加速或异常生长,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导致肿瘤形成。大量研究表明,传统的激素替代疗法包括无拮抗的雌激素(不含孕激素的雌激素)环境会增加患子宫内膜癌的风险(Berstein 2002; Amant 2005; Woodruff 1994; Beral 2005)。除了无拮抗的雌激素治疗外,其他与子宫内膜癌相关的风险因素还包括肥胖、糖尿病和高糖、高动物脂肪和高胆固醇的饮食(Goodman, Hankin 1997; Hu 2003;  Friberg 2011; Nakamura 2011; Fader 2009; McTiernan 2010)。

幸运的是,子宫内膜癌的存活率和治愈率都相对比较高(Duong 2011; A.D.A.M. 2012)。这是因为子宫内膜癌的第一阶段症状通常包含异常阴道出血,这样的症状会促使女性去看她们的妇科医生,并通常在早期就能得到诊断和治疗(Duong 2011, El-Sahwi 2012)。手术切除子宫(子宫切除术)、输卵管和卵巢(双侧输卵管卵巢切除术[BSO])通常对癌症早期阶段的女性有良好的预后疗效(A.D.A.M. 2012)。此外,对于细胞过度生长(增生),预示癌前病变的女性,选择更加保守的治疗方法,即包括相对高剂量的孕激素得治疗也可能是有效的(Denschlag 2010; Baker 2007)。

这篇文章将综合概述子宫癌的背景知识和生物学原理,并探讨其传统的诊断及治疗方式。文章同时还会探讨几项可能改善患者预后情况的前沿治疗策略。例如,文中将提出关于黄体酮(有时用于治疗某些类型的子宫内膜癌)与维生素D之间可能存在协同作用的有趣证据(Nguyen 2011; Montz 2002; Lotze 1982; Lee 2013),同时,一些新型的诊断和治疗工具也可以提高子宫内膜癌治疗的成功率。此外,通过文章还能了解到传统激素替代疗法的一些缺点,以及生物同质激素替代疗法如何克服这些挑战。


二、了解子宫内膜癌

子宫是一个位于女性的下腹部/骨盆的中空器官,它处于在膀胱和直肠之间;在妊娠期间为胎儿发育提供空间(Vorvick 2012)。子宫组织,尤其是被称为子宫内膜的子宫内层结构,是非常活跃的,因为它需要通过适应和变化来响应女性完整月经周期间的激素波动。这表现为月经期间的组织脱落和伴随其而来的细胞快速生长的周期循环(Huang 2012; Rosenblatt 2007)。

子宫内膜由一层薄薄的紧密排列的细胞组成,这些细胞称为上皮细胞。子宫内膜上皮包含密集的上皮细胞和基质细胞(结缔组织),并由两层平滑肌细胞所包围(Huang 2012)。子宫内膜的上皮细胞和基质细胞响应月经周期中雌激素和黄体酮水平的波动,从而经历快速生长、脱落和再生的周期(Rosenblatt 2007; Huang 2012)。有时,在多次重复生长和脱落后,基因变异就可能会发生,从而导致子宫内膜形状和大小的改变。在某些情况下,它导致子宫内膜的增厚,称为子宫内膜增生,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它最终导致子宫内膜上皮内瘤变(EIN),而这是一种子宫内膜癌的发展前身(Baak 2005; Mutter 2000)。

子宫内膜癌有两种不同的发生方式(Duong 2011)。I型子宫内膜癌,又被称为子宫内膜样子宫内膜癌,占子宫内膜癌病例中的70-80%,多发生于更年期前和近更年期的女性,它具有雌激素依赖性,如果在转移(癌细胞扩散到其他器官或组织)之前发现,其预后是良好的(Amant 2005; Tao 2010; Duong 2011; El-Sahwi 2012)。相比之下,II型子宫内膜癌,也称为非子宫内膜样子宫内膜癌,最常见于绝经后的年龄较大的女性,它不具有雌激素依赖性,却更具侵袭性,且预后较差(Duong 2011; El-Sahwi 2012)。患II型子宫内膜癌的女性在确诊时年龄往往更大(Duong 2011)。II型子宫内膜癌包括子宫透明细胞癌、子宫乳头状浆液性癌和3级子宫内膜样癌(Hamilton 2006; El-Sahwi 2012; Kim 2013)。

如果未被发现,I型和II型子宫内膜癌可能最终通过血流或淋巴系统从子宫内膜转移到腹部其他部位或身体其他部位(Amant 2005; The Merck Manual 2013)。一旦有任何癌症转移发生,预后就会恶化。


三、造成原因及风险因素

无拮抗传统雌激素治疗法

两种主要的女性性激素,即雌激素和黄体酮,控制着月经周期,这两种激素之间的平衡对维持子宫内膜的健康至关重要(Yang 2011)。雌激素能够促进子宫内膜上皮细胞生长,而孕激素则会抑制雌激素介导的子宫内膜上皮细胞生长(Clarke 1990; Carlson 2012)。

鉴于雌激素替代疗法在控制更年期症状方面的疗效,由不含黄体酮的马缀合(从马身体中提取)雌激素组成的雌激素疗法(无拮抗的雌激素治疗法),曾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作为治疗更年期症状的疗法,在美国流行过(Ross 2000)。这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女性子宫内膜癌发病率的急剧上升有关(Weiss 1976; Woodruff 1994; Jick 1980)。自这些发现以来,无拮抗的雌激素已被证明可通过促进子宫内膜上皮细胞的生长而引起子宫内膜增生(Amant 2005; Beral 2005; Woodruff 1994)。

认识到雌激素和黄体酮的水平需要相互平衡十分重要(Carlson 2012; Allen 2008)。事实上,无拮抗传统雌激素替代疗法会使患子宫内膜癌的风险增加70倍之多,但如果加入黄体酮,其风险会降低到与一般人无异(Baker 2007)。减轻这一风险的一种潜在方法可能是使用生物相同激素替代疗法(激素替代疗法)与雌三醇,而不是传统的激素替代疗法与马(从马尿中提取)雌激素。主要雌激素共有三种——雌激素酮、雌二醇和雌三醇(Avber?ek 2011)。其中,雌三醇被认为是“最弱的”,也就是说,它比其他两种主要的雌激素结合和激活雌激素受体的能力更弱(Ciszko 2006)。事实上,当雌三醇与雌二醇同时服用时,它会抵消较强的雌激素(雌二醇)中一部分更强的雌激素活性。然而,长期服用,雌三醇仍可发挥足够的雌激素活性,从而能够对抗更年期症状(Melamed 1997; Takahashi 2000)。

另一方面,研究表明,雌激素的给药途径对于提高疗效和降低风险同样非常重要。具体来说,口服雌三醇可能增加子宫内膜瘤患病的相对风险(Weiderpass 1999),这可能是由于口服药物引起的肝脏(肝)代谢的首过效应造成的。相反地,阴道似乎是雌三醇的最佳给药途径,能够增强效果并将风险最小化;一项针对12项研究的总结综述表明,在阴道内进行低剂量的雌三醇用药,不会导致子宫内膜细胞增殖(Vooijs 1995)。然而,传统的激素替代疗法,即使用含有马(从马身体中提取)雌激素化合物的马缀合雌激素雌激素,如马烯雌酮和马萘雌酮,也被证明会增加子宫内膜癌的风险(Ziel 1975)。

总的来说,研究证据表明,在患者满意度及其乳腺癌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等方面,与传统的口服马源性雌激素激素替代疗法相比,局部使用女性体内天然激素的生物同质激素替代疗法是更好的选择(Holtorf 2009)。在女性激素恢复科普板块中,可以找到生物同质激素治疗的全面概述。

肥胖

子宫内膜癌的发生不仅与无拮抗雌激素治疗有关,还与内源性雌激素(即体内产生的雌激素)有关。大量研究表明,脂肪的积存会导致雌激素前体的产生,从而促进子宫内膜增生和癌症的发病(Agarwal 1997; Cleland 1985; Bulun 1988; Hemsell 1974; Goodman, Hankin 1997; Nelson 2001; Nakamura 2011; McTiernan 2010; Lukanova, Lundin 2004; Lukanova, Zeleniuch-Jacquotte 2004)。一些研究表明,多达40%的子宫内膜癌病例可归因于肥胖(Kaaks 2002)。体重超过200磅(约90.7公斤)将使患病风险增加7倍200磅。在2007年一项针对120万女性数据的分析中,体重指数(BMI)每增加10个单位,患子宫内膜癌的风险就增加近3倍(Reeves 2007)。肥胖可能增加子宫内膜癌风险的其他机制,还包括扰乱血糖调节和促使全身进入炎症状态(Schmandt 2011; Carlson 2012)。

多囊性卵巢综合征(PCOS)

多囊性卵巢综合征(PCOS)是一种激素代谢紊乱,已被证明其会促进子宫内膜癌的发展;数项研究表明,它与风险增加的相关性平均高达5倍(Kaaks 2002; Baker 2007)。与肥胖会导致过度雌激素刺激子宫内膜的方式类似,多囊性卵巢综合征会导致男性的性激素,即雄性激素的过量分泌,而雄激素又可以转化为雌激素。此外,还有研究表明,雄激素本身若过量存在,也可能会增加患病风险,不过这一点还有待明确证实(Navaratnarajah 2008; Giudice 2006)。

从未受孕

怀孕会使黄体酮和雌激素的激素平衡发生有益的变化。随着妊娠阶段的进展,孕激素水平也会增加(Batra 1976)。如果一名女性从未怀孕,她将无法得益于长期增加的黄体酮分泌。有数据表明,从未怀孕的女性比有过孩子的女性患子宫内膜癌的风险更大(Pocobelli 2011)。同样,生育多胎的女性患子宫内膜癌的风险还会进一步降低(Hinkula 2002)。

月经过早或月经不规律,以及更年期迟发

11岁或12岁之前发生月经初潮,以及月经不规律的女性患子宫内膜癌的风险更高(Purdie 2001; Kaaks 2002)。由于更年期的特征即为女性体内雌激素分泌减少,因此更年期的迟发也被认为与子宫内膜癌的患病有关;举例来说,52岁后才开始经历更年期的女性患子宫内膜癌的风险会增加2.4倍(Fader 2009)。“月经跨度”(从第一次月经到绝经的时间长度,其中不包括与怀孕相关的停经时间)的延长也也被证明会增加子宫内膜癌的患病风险(Purdie 2001)。

它莫西芬治疗

它莫西芬是一种与雌激素受体结合的药物,在某些身体组织(如骨骼)中具有雌激素的作用,在其他组织(如乳房)中则具有抗雌激素的作用(Turner 1987; Goodsell 2002; Lymperatou 2013)。它被广泛应用于乳腺癌的治疗中。尽管它有抗乳腺癌的作用,但它莫西芬的治疗已被证明与子宫内膜癌的发展风险相关性高达2至3倍,并且,随着治疗时间的延长,风险还会进一步增加(Mourits 2001)。举例来说,一项研究中,进行至少3个月他莫西芬治疗,患者患子宫内膜癌的相关几率增加2.4倍,而进行它莫西芬治疗超过5年,与其相关的患子宫内膜癌的几率则会增加3倍以上(Swerdlow 2005)。在另一项研究中,服用它莫西芬5年以上的女性,患子宫内膜癌的几率增加了4倍(Bernstein 1999)。对于更年期前后的女性(无论是还在接受它莫西芬治疗期间,还是距离接受最后一次治疗后至少经过5年时间)持续进行基线测定后的包括经阴道超声波检查或子宫镜检查在内的监控,发现子宫内膜癌的风险增加侵袭性都很强,这是因为增加它莫西芬剂量对乳腺癌进行治疗而造成的影响是可以累积的(Decensi 1996; Neven 2000)。

糖尿病与胰岛素抵抗

许多研究表明,糖尿病和高胰岛素血症(即胰岛素水平升高)都与子宫内膜癌有关(Lai 2013; Zhang, Su 2013; Brinton 2007; Berstein 2004)。患糖尿病的更年期女性患子宫内膜癌的可能性是未患糖尿病的更年期女性的两倍(Friberg 2007)。此外,糖尿病患者往往会出现胰岛素抵抗症状,从而导致高胰岛素血症。高胰岛素血症和胰岛素抵抗状态与子宫内膜癌患病风险增加有关。此外,在一些,但并非所有研究当中,低水平的激素脂联素也与子宫内膜癌的患病风险增加有关,而低水平的激素脂联素可能是胰岛素抵抗的替代标记物(Carlson 2012; Soliman 2006; Soliman 2011)。

与糖尿病和胰岛素抵抗期间健康细胞发生的情况类似,子宫内膜癌细胞在胰岛素和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IGF-1)信号通路中会出现异常,而这两者都会参与癌细胞的增殖。因此,有助于提高胰岛素敏感性的降糖药——二甲双胍也理所当然受到了研究人员的广泛关注,这些研究将在本文的后续中进行探讨(Cantrell 2010; Carlson 2012; Soliman 2005; Soliman 2006; Faivre 2006)。

饮食结构

子宫内膜癌受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因素的影响很大(Amant 2005)。各种与饮食和生活方式相关的因素都可能增加患子宫内膜癌的可能性;其中最主要的是食用富含动物性脂肪和糖类的食物,而饮食中富含蔬菜和水果(尤其是富含叶黄素的蔬菜和水果)的人患病风险则较低(Friberg 2011; Goodman, Hankin 1997; Bandera 2009; McTiernan 2010)。从红肉中摄入大量铁元素也与患病风险的增加有一定关系(Kallianpur 2010; Genkinger 2012)。

大量研究表明,膳食中的ω脂肪酸成分也会对多种疾病的患病风险产生影响,其中包括癌症。主要的ω脂肪酸有两种:ω-3脂肪酸和ω-6脂肪酸,主要区别在于它们的化学结构不同。通常认为,ω-3脂肪酸为具有抗炎作用,而ω-6脂肪酸则很容易被代谢为促炎症的最终产物(Calder 2010)。考虑到炎症对肿瘤的发生有着重要的影响,ω-3脂肪酸在癌症的预防和治疗方面已经获得了相当大的关注(Laviano 2013)。事实上,有证据表明膳食中ω-3脂肪酸对ω-6脂肪酸的比例越高,患子宫内膜癌的风险就越低(Arem 2012)。关于ω-3脂肪酸摄入和子宫内膜癌患病风险的一些研究将在本文后续的“自然定向干预措施”章节的“ω-3脂肪酸”小节中进行综述。


四、体征和症状

子宫内膜癌最常见的症状是不正常的阴道出血,它不同于正常的月经出血,特别是更年期后的出血。其他症状包括(Amant 2005; Lentz 2012; Tannus 2009; Denschlag 2010; A.D.A.M. 2012):

  1. 下腹部或骨盆疼痛/痉挛

  2. 排尿困难

  3. 性行为期间疼痛

  4. 出现白色或透明的阴道分泌物

如果一位女性(无论是处于围绝经期、更年期前或更年期后)发现出现上述任何症状,都应该向其保健服务提供者咨询。


五、诊断与疗程阶段

子宫内膜癌通常在早期就会被发现,因为子宫内膜癌最常见的症状是异常的阴道出血,这个症状会促使女性在发病后立即去看医生。如果医生怀疑患者患有子宫内膜癌,一下几项检查可以帮助确诊,它们包括(Amant 2005; Kawana 2005; Lentz 2012; A.D.A.M. 2012; MayoClinicStaff 2013;  NCI 2010; Denschlag 2010):

  1. 一种叫做扩张刮宫术(刮宫术)的手术,这种手术包括扩大宫颈和刮除子宫内膜,从而获取细胞样本

  2. 子宫内膜活组织检查

  3. 子宫内膜液检查

  4. 骨盆检查(虽然早期子宫内膜癌的结果通常是正常的)

  5. 经阴度超声波扫描

  6. 子宫镜检查(检查子宫内部的一种方法)

虽然巴氏涂片检查的结果异常可能会引起对子宫内膜癌诊断的怀疑,但巴氏涂片检查结果并不足以明确诊断子宫内膜癌。巴氏涂片并不是子宫内膜癌的筛查检查,如果结果显示不正常,就需要进行额外的检查(A.D.A.M. 2012; NCI 2010)。

如果发现子宫内膜癌,那么就需要应用其他诊断测试来确定疾病的阶段。目前,腹部核磁共振成像(MRI)扫描是一种重要的非侵入性诊断成像方法,能够帮助获得准确的疾病程度评估(Shweel 2012; Tong 2012)。子宫内膜癌的第一阶段是指仍然局限于子宫范围内的癌症;第二阶段是指癌症应将扩散到宫颈部位;第三阶段是指癌扩散到子宫以外,但不扩散到盆腔区域,或者也可能扩散到盆腔或主动脉附近的局部淋巴结部位;而子宫内膜癌的第四阶段则指其向处于腹腔内外的其他器官,包括肠道和膀胱扩散的阶段(Wright 2012; Amant 2005; NCI 2013)。

75%的子宫内膜癌病例都是在一期确诊的,据记录,其治愈率高达75-90%。然而,子宫内膜癌第二阶段的5年生存率仅为50%,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的5年生存率分别为不超过30%和低于10%(Emons 2000)。

除了阶段的区分以外,子宫内膜癌还可以采用数值分级系统(1-3级)进行评估。1级子宫内膜癌的侵袭性最低,而3级的侵袭性最高。高级别肿瘤比低级别肿瘤生长更快,并且更容易扩散(转移) (NCI 2013; A.D.A.M. 2012)。


六、常规性治疗方法

手术是大多数孤立性子宫内膜癌的主要治疗方法。在这些病例中,放射线疗法、激素治疗和化学疗法可以作为手术的补充治疗方式,但在复发性或播散性癌症的治疗中,这些方式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因为手术疗法治愈的可能性不大(Wright 2012; Arora 2012; Baker 2007)。

手术疗法

子宫内膜癌第一阶段的患者通常要接受子宫切除术(即摘除子宫的手术)。为了最大限度地切除癌变病患处(可能是多处),输卵管和卵巢也会同时被切除,这一过程被称为双侧输卵管卵巢切除术(BSO) (Lewandowski 1990; Juretzka 2005)。比起阴道子宫切除术,通过腹部切除子宫(腹式子宫切除术)可能有一些优势,因为后者允许外科医生直接检查腹壁和腹腔,并取出组织进行活组织切片检查(Wright 2012; Amant 2005; Arora 2012; Kristensen 2004)。腹腔镜子宫切除术是一种侵入性较小的备选方案,并已得到广泛应用。这项技术会在腹部进行小切口,并使用能够将组织可视化和移除的专门仪器(Fram 2013; Kaiser Permanente [日期未标明])。

放射线疗法

对于患低风险子宫内膜癌的女性来说,手术一个很好的治疗选择,然而中后期子宫内膜癌的患者却通常会接受双侧输卵管卵巢切除术配合放射治疗(放疗)的治疗手段,如果她们患有高风险的疾病,则更是如此(Creutzberg 2011)。放射通常通过使用外离子束(外放射治疗)或通过内部植入设备(例如阴道近距离放射治疗)进行(Nag 2000; Nout 2010; Creutzberg 2011)。

化学疗法

手术切除子宫和局部受影响的组织后,患者可能需要接受化学疗法。患有晚期和/或复发性子宫内膜癌的女性通常会使用包括顺羧酸铂(卡铂?)、紫杉醇(泰素?)、阿霉素(亚德里亚霉素?)等在内的化疗药物(Akram 2005; Duska 2005; Randall 2006; Shimada 2007)。

尽管多达40-60%的子宫内膜癌患者最初经过化学疗法后会有疗效,但几个月后就可能出现复发。大约10-15%的早期子宫内膜癌患者都会经历复发的情况。一些研究报道,晚期病症的复发率约为50%(Emons 2000; Amant 2005; Odagiri 2011)。

激素疗法

由于雌激素可以促进子宫内膜癌的发生和发展,使用名为黄体酮的合成孕激素类药物治疗是最早开发的干预药物之一(Lewis 1974; Apgar 2000)。

人工合成黄体酮通常被制成口服药片的形式,但也可以通过肌肉注射,如醋酸甲羟孕酮(甲孕酮,或醋酸甲羟孕酮?) (Hesselius 1981; Kaunitz 1994; Apgar 2000; Ushijima 2007; Park 2013)。合成黄体酮疗法仅在子宫内膜癌患者的肿瘤部位表达黄体酮的靶分子,即黄体酮受体(Dai 2002; Dai 2005; Punnonen 1993; Creasman 1993; Fukuda 1998; Banno 2012)。

这种形式的癌症治疗通常用于不能接受手术,需要舒减疗法的患者,或者发生癌症时处于生育年龄,且在诊断后想要生孩子的女性(Apgar 2000; Emons 2000; Banno 2012)。接受合成黄体酮治疗的患者需要密切监测,因为在治疗期间或之后疾病可能会发展(ACS 2013b)。

天然黄体酮在子宫内膜组织中也具有多种抗癌作用,这主要与细胞分化有关。在一项实验研究中,将黄体酮注入子宫内膜癌细胞,通过激活称为p21和p27的代谢调节因子,降低了癌细胞的增殖。此外,黄体酮治疗还会导致几种细胞粘附分子的表达降低,而这些粘附分子正是癌细胞会加以利用,从而附着到正常组织并扩散的(Dai 2002)。在一项对12名第一阶段1级子宫内膜癌患者进行长达36个月随访的研究中,在使用了含孕激素的宫内节育器8名患者中,有6名在12个月内活体检测结果转为了阴性(Montz 2002)。

一项使用子宫内膜癌细胞的实验类研究发现,黄体酮通过上调维生素D的靶点,即维生素D受体的表达,增强了维生素D的抗肿瘤作用(Lee 2013)。在另一项实验室研究中,同时给予代谢活性形式的维生素D(例如1,25-二羟基维生素D3)和黄体酮导致有助于抑制子宫内膜癌细胞中肿瘤生长和转移的蛋白质的显著上调(Nguyen 2011)。这些有趣的结果表明,子宫内膜癌患者接受黄体酮治疗后,血液中25-羟基维生素D水平处在最佳范围内,着可能有助于获得更理想的治疗结果,不过这一假设尚未得到研究验证。


七、创新与新型疗法

个性化医疗的效力与前景

尽管子宫内膜癌第一阶段的常规治疗方法相当成功,但子宫内膜肿瘤学和化学疗法研究领域的重大进展使得人们有可能开发几种有望治疗复发和晚期子宫内膜癌患者的疗法(Schiavone 2012; Zagouri 2010)。

通过利用DNA测序和基因组学的进步,研究人员和临床医生现在能够根据每个患者所患癌症的独特生物学特点,对子宫内膜癌进行个性化治疗(Westin 2012)。举例来说,如果患者肿瘤样本的基因图谱表明,某条依赖于特定生长信号通路是健康子宫内膜细胞并不严重依赖的,那么对该通路由重要作用的蛋白质将有希望作为药物靶点(Moreno-Bueno 2003; Westin 2012; Katoh 2013)。

此外,被认为在子宫内膜癌的发生发展中起重要作用的其他通路还有很多种,如磷脂酰肌醇-3-羟激酶(PI3K)和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mTOR)通路(Slomovitz 2012)。这些途径可以通过药物制剂进行调节,为确定可以有利改变这种疾病病程药剂的研究正在进行中(Janku 2012; Kang 2012; Suh 2013)。

个性化药物治疗和曲妥珠单抗。治疗子宫内膜癌一种有前景的药物靶点,是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 (HER2)蛋白(Grushko 2008)。这种横跨细胞外表面(即细胞质膜)的受体对生长信号传导至关重要。在子宫内膜癌的某些亚群病例中,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基因经过过度复制,因而表达出的过多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蛋白具有独立的预后症状意义(Hetzel 1992; Morrison 2006; Grushko 2008; Slomovitz 2004)。

通过对子宫内膜癌患者的DNA进行测序,并使用其他细胞和分子生物学工具,研究人员和临床医生现在能够确定哪些子宫内膜癌患者将从曲妥珠单抗(赫塞汀?)治疗中受益,其中曲妥珠单抗是一种靶向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的人工合成抗体(Santin 2008)。

西罗莫司脂化物与子宫内膜癌细胞代谢抑制作用

雷帕霉素靶蛋白是参与细胞生长、衰老、生存和代谢的重要蛋白质(Hay 2004; Hung 2012; Johnson 2013)。癌细胞已经演化出多种途径来调节雷帕霉素靶蛋白活性,以促进驱动其高速生长和代谢率。一方面是细胞的生长和代谢,另一方面是癌症发展,考虑到两者之间的联系,已经可以假设雷帕霉素靶蛋白抑制剂具有强力的抗癌特性,在临床试验中,特定化合物表现出有效的反应(Faivre 2006)。在对于子宫内膜癌的探索中,已证明雷帕霉素靶蛋白抑制剂西罗莫司脂化物(驮瑞塞尔)具有显著的抗癌特性;在一项涉及复发或转移性子宫内膜癌妇女的第二阶段临床试验中,显示出高达83%的起效率(Oza 2011; Suh 2013)。

二甲双胍

鉴于子宫内膜癌发展过程中发生的显著代谢变化,以及包括糖尿病患者在内的代谢性和内分泌疾病患者中子宫内膜癌的较高发病率,使用降糖药预防子宫内膜癌同样使人们充满兴趣(Berstein 2004; Brinton 2007; Friberg 2007; Lai 2013; Zhang, Su 2013)。这其中的一种抗糖尿病药物是就是二甲双胍,这种药物能够通过降低肝脏产生新葡萄糖的能力来降低血糖水平,同时增加肌细胞从血液中吸收葡萄糖的能力(Mu 2012; Galuska 1994)。

一些流行病学研究表明,服用二甲双胍的糖尿病患者发生多种癌症(包括胰腺癌、肝癌、结肠直肠癌和乳腺癌)的可能性有显著的降低(Evans 2005; Jiralerspong, Gonzalez-Angulo 2009; Jiralerspong, Palla 2009; Zhang, Gao 2013;  Zhang, Li 2013)。多种临床前研究表明,二甲双胍能够抑制子宫内膜癌细胞增殖,并促进其死亡(Cantrell 2010; Xie 2011; Zhang 2011)。

二甲双胍对抗子宫内膜癌的主要机制似乎是通过促进孕激素受体的表达,并逆转子宫内膜癌细胞中的孕激素耐药性达成的(Zhang 2011; Xie 2011)。

由于子宫内膜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雌激素驱动性疾病,而它的其中一种治疗方法是使用黄体酮或人工合成黄体酮,以对抗子宫内膜中雌激素的作用。然而,这种治疗方法的一个主要障碍是,孕激素和合成孕激素的靶点,即孕激素受体,在子宫内膜癌细胞中经常下调,这种情况在长期使用合成孕激素治疗后尤其明显。这导致即使有足够的给药浓度,黄体酮或人工合成黄体酮的作用也会失去效果。在一项实验研究中,科学家们同时进行二甲双胍和合成黄体酮醋酸甲羟孕酮(MPA)的给药。他们发现二甲双胍能够使孕酮受体的表达显著增加,同时与合成黄体酮醋酸甲羟孕酮具有协同作用,能够减少癌细胞的增殖(Xie 2011)。同样地,中国的研究人员进行了实验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即二甲双胍“逆转了黄体酮抵抗,增强了黄体酮诱导的细胞增殖抑制,同时会诱导黄体酮抵抗的[子宫内膜癌]细胞发生细胞凋亡”(Zhang 2011)。

贝伐珠单抗与子宫内膜肿瘤中新血管形成的抑制

随着肿瘤的生长,它们会不断形成新的血管,为癌变细胞提供可以输送营养物质、能源和氧气的血液供给,同时排出废弃产物(Lodish 2000)。这种生成新血管的过程,被称为血管再生术,可能有几种途径可以促进血管生成,其中最具深入研究的一种途径依赖于一种叫做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的蛋白质 (Lodish 2000; Li 2010)。贝伐珠单抗(安维汀?)是一种合成抗体,可与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结合,用于阻断血管生成,从而减缓肿瘤生长(Ferrara 2004)。临床前研究显示,贝伐珠单抗在抑制子宫内膜癌生长方面具有良好的效果,临床试验结果证明了这种新的抗癌治疗模式有效。更多的临床试验还正在进行中,进一步研究来探索这种治疗药物仍然是必要的(Aghajanian 2011; Suh 2013; Morotti 2012)。

利用循环肿瘤细胞检测进行个性化癌症护理

癌症患者最害怕的一个词就是“癌症转移”。转移指的是癌细胞从原发肿瘤处扩散到远处的器官或组织。在大多数癌症相关死亡病例中,夺去癌症患者生命的不是原发肿瘤,而是癌细胞远距离转移的出现(Liberko 2013)。

为了使癌症转移,原发肿瘤的细胞必须离开原位并渗透到循环系统中,从而可以被运送到身体的另一个部位。这些流经血液的癌细胞被称为循环肿瘤细胞(CTCs) (Wang 2011)。近年来,技术的进步使临床医生有能力从癌症患者的血液样本中进行循环肿瘤细胞的收集和评估。这些创新为基于循环肿瘤细胞定量和定性分析的新诊断和治疗策略铺开了一条道路 (Liberko 2013)。

计算血液样本中的循环肿瘤细胞数量的方式被称为定量循环肿瘤细胞分析,它已经成为了一种强大的医疗预测工具:更多的循环肿瘤细胞与较差的预后相关,循环肿瘤细胞提供的预后信息可以补充影像学研究获得的信息(Cristofanilli 2004; Cohen 2008; Negin 2010; Bidard 2011)。循环肿瘤细胞既可能来源于原发肿瘤,也可能来源于转移性肿瘤,且数量极其稀少。据估计,即使在晚期癌症患者体内,10亿个正常血细胞中也仅会存在一个循环肿瘤细胞(Yu, Stott 2011)。定量循环肿瘤细胞测试在几个方面都具有医疗预测价值。例如,它可以用于帮助预测手术治疗后的肿瘤复发(Peach 2010; Galizia 2013; Liberko 2013; Negin 2010; Cristofanilli 2007; Wulfing 2006)。此外,即使不存在可见的肿瘤转移,循环肿瘤细胞也可以作为一种“替代指标”,从而来显示肿瘤的潜在扩散情况(Gazzaniga 2013)。需要重点记住的是,循环肿瘤细胞的数量不仅仅可以作为判断肿瘤大小的一个指标,还能反映如血管分布和侵袭性等的其他指标特性(Yu, Stott 2011)。

治疗转移性癌症的一项主要障碍是,脱离原发部位的肿瘤细胞通常会发生进化,并发展出与产生它们的原始肿瘤不同的代谢特性。由于医生经常依据原发肿瘤组织样本的分子分析来对治疗进行指导,这种情况会引发一些麻烦。例如,一旦病人被诊断为癌症,并且肿瘤也被鉴别出来,我们通常会从肿瘤中提取一份组织样本(活组织检查)并送往病理学家处进行分子分析。这阐明了肿瘤细胞的代谢特性,并让肿瘤学家能够根据癌细胞的分子特征选择成功率更高的干预措施。

然而,在一些癌症类型中,即使对于同一例患者,原发性和转移性肿瘤之间也能够观察到分子差异的存在(Cavalli 2003; Smiraglia 2003)。由于这些差异的存在,基于原发肿瘤分子分析的干预措施可能因此对于转移性肿瘤不起效果(Biofocus 2011)。

定性循环肿瘤细胞分析正是克服这一障碍的重要阶段。对循环肿瘤细胞的分子和遗传特性进行表征研究,使肿瘤学家能够选择一种可能对转移性肿瘤更有效的药物方案。使用一种称为“化学敏感性测试”的方法,病理学家可以分析循环肿瘤细胞的特性,并根据其特定的基因组成确定哪种化疗药物可能杀死细胞。此后,肿瘤学家可以开发一种养生治疗方案,其中包括针对拥有易感性循环肿瘤细胞的患者的药物(Biofocus 2011; Rüdiger 2013)。


八、饮食习惯与生活方式管理方案

增加体育活动,保持健康的体重

流行病学研究表明,增加体育锻炼可使患子宫内膜癌的风险降低比例高达30%(Cust 2011)。缺乏运动和肥胖是与子宫内膜癌发展相关的有据可查的风险因素(Terry 1999; Goodman, Hankin 1997; Fader 2009)。这可以归因于子宫内膜暴露于脂肪组织沉积产生的雌性激素显著增加。一些研究表明,肥胖会使患子宫内膜癌的风险增加4倍以上,久坐的生活方式则会使患病风险增加高达46%(Wynder 1966; Goodman, Hankin 1997; Fader 2009; Terry 1999; Schouten 2004)。2011年完成的一项研究发现,超重女性患子宫内膜癌的风险是正常体重女性的1.5倍,而肥胖女性患子宫内膜癌的风险几乎是正常体重女性的5倍。同样重要的是,20几岁阶段体重增加35%的女性,比起生命早期体重没有经历如此变化的女性,患子宫内膜癌的时间要早近乎10年(Lu 2011)。

达到健康的体重,可能是女性生活方式改变中对降低子宫内膜癌风险和潜在改善治疗结果中最有效果的一种方式。益寿延年?已经开发了一个全面的减肥协议,简要概括了几个可以帮助实现健康体重的方式。

减少糖的摄入,避免Ⅱ型糖尿病

尽管长达几十年来,已有研究发现患Ⅱ型糖尿病女性发展为子宫内膜癌的风险更高,直到最近,我们才认识到胰岛素抵抗和糖尿病对发展为子宫内膜癌能产生的实际影响(Soliman 2006; Berstein 2004)。糖尿病通常会导致体重增加,而且超重和肥胖人群体内的脂肪沉积会分泌促进子宫内膜癌发展的雌激素,因此人们认为糖尿病对子宫内膜癌风险的影响只是间接的。据了解,患有糖尿病,但并不肥胖的女性仍然有更高的风险可能患上子宫内膜癌(Weiderpass 2000; Burzawa 2011; Soliman 2006; Berstein 2004)。这一事实支持了这样一个信息,即一种名为二甲双胍的抗糖尿病药物,似乎在预防子宫内膜癌方面具有相当大的潜在前景(Zhang 2011; Xie 2011)。在糖尿病和血糖控制章节中,还可以获取许多有助于健康血糖调节的方案。

坚持保证地中海饮食模式

地中海地区人们的传统饮食模式已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健康的饮食方式之一。以粗粮、蔬菜、水果、橄榄油、鱼、适量奶制品和葡萄酒为核心的地中海饮食,已经在大量发表出来的科研文献中被证明可以降低当今几种最突出的疾病的风险,包括肥胖、心血管疾病和癌症(Hadziabdi? 2012; Altomare 2013)。因此,地中海地区的子宫内膜癌发病率比美国和英国低,而这种差异被认为至少有一部分是由于这些地区之间饮食方式的差异导致的。事实上,据估计,如果“西方”社会转向采用地中海饮食,将有10%的子宫内膜癌病例可以被预防(Trichopoulou 2000)。一项研究表明,坚持“西方”饮食,这种饮食含中有高水平的饱和动物性脂肪以及精制碳水化合物,会使患子宫内膜癌的患病风险增加60% (Dalvi 2007)。


九、自然定向干预措施

维生素A与类胡萝卜素

类胡萝卜素是在植物中发现的一系列黄色素家族。其中最重要的类胡萝卜素之一——β-胡萝卜素,在人体内会被转化为具有活性的维生素A。维生素A及其衍生物能够结合并激活专门的受体,这些受体有助于调节转录,即读取DNA中编码信息的过程(Nagpal 1998)。这些受体的激活具有多种化学预防作用,包括抑制癌变、诱导肿瘤细胞死亡(凋亡),以及抑制肿瘤生长和侵袭(Brtko 2003)。大量摄入维生素A或β-胡萝卜素与降低患子宫内膜癌的风险有关(Pelucchi 2008; Xu 2007; Bandera 2009; Yeh 2009)。在一项与子宫内膜癌相关的饮食因素分析中,β-胡萝卜素(以及维生素C)的大量摄入与疾病风险降低相关性达50% (Levi 1993)。

维生素C

维生素C也被称为抗坏血酸,它能够影响子宫内膜癌的患病风险显著降低(Xu 2007; Berstein 2002; Goodman, Hankin 1997; McCann 2000; Kuiper 2010; Bandera 2009)。维生素C被认为可以降低一种称为低氧诱导因子-1α(缺氧诱导因子1Α)的关键蛋白的活性,而这种蛋白与子宫内膜肿瘤细胞的存活相关(Kuiper 2010; Traber 2011)。维生素C除了具有直接抑制肿瘤细胞的作用外,还被认为具有增强抗肿瘤免疫的作用。具体来说,维生素C被认为可能有助于免疫系统对肿瘤细胞的监控作用,并促进其对肿瘤细胞的杀灭作用(Yu, Bae 2011)。一些研究表明,食用富含维生素C的食物不仅会带动子宫内膜癌发病率的显著降低,而且还会影响到疾病的进程等级(Bandera 2009; Kuiper 2010; Xu 2007)。举例来说,一项研究表明,每1000卡路里饮食的同时摄入50毫克水平的维生素C,子宫内膜癌的患病风险会降低15%(Bandera 2009)。另一项研究表明,从食物中维生素C摄入量排名最前的受试者(前五分之一),本研究中等同于这些受试者每天摄入每1000卡路里热量食物中维生素C的含量大于等于72.7毫克,与饮食源维生素C摄入量最低的受试者(本研究中同于这些受试者每天摄入每1000卡路里热量食物中维生素C的含量小于等于29.8毫克)相比,子宫内膜癌的患病风险降低了20%(Xu 2007)。

维生素E

食用富含维生素E的食物与子宫内膜癌的患病风险降低显著相关(Xu 2007; Yeh 2009; USDA 2013)。小麦胚芽油中含有很高水平的天然维生素E,杏仁和榛子等坚果含有中高度水平的维生素E,番茄和菠菜含有较低水平的维生素E。在一项研究中,膳食中维生素E摄入量最高的受试者与摄入量最低受试者相比,子宫内膜癌的患病风险降低了56%(Yeh 2009)。

天然形成的维生素E以八种化学形式存在(分别是α型、β型、γ型和δ型生育酚和α型、β型、γ型和δ型生育三烯醇),它们具有不同程度的生物活性。γ型生育酚已被证明在乳腺癌患病大鼠模型中具有显著的抗炎和抗肿瘤作用(Smolarek 2013)。有趣的是,在子宫内膜癌的生理环境中,γ型生育酚的抗肿瘤作用似乎依赖于其对雌激素的抑制活性。考虑到子宫内膜癌可能是由雌激素的过量,或雌激素和黄体酮水平的不平衡引起的,我们很容易推测γ型生育酚也可能对子宫内膜癌有治疗活性,不过这种可能性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来探索。不过,还有证据表明γ型生育酚的摄入可能能够降低其他妇科癌症的患病风险。在韩国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摄入最高水平γ型生育酚的女性与摄入最低水平的女性相比,卵巢癌的患病风险降低了72%(Jeong 2009)。

ω-3脂肪酸

一些研究已经检验了ω-3脂肪酸的摄入和子宫内膜癌患病风险之间的联系。一项针对556名患有子宫内膜癌的女性和533名健康女性对照组的研究中,大量摄入ω-3二十碳五烯酸(EPA)和二十二碳六烯酸(DHA),可以显著降低子宫内膜癌的患病风险,EPA和DHA这两种物质在冷水鱼中含量丰富。具体来说,受试女性中EPA摄入量最高的前四分之一与摄入量最低的后四分之一,子宫内膜癌的患病风险降低了43%。同样,受试者中DHA摄入最多的人比DHA摄入量最少的那些人患病风险降低了36%。此外,膳食中ω-3对ω-6脂肪酸比例的提升也可以降低患病风险。最后,服用鱼油补充剂的女性患子宫内膜癌的风险也出现了37%的下降(Arem 2012)。另一项涉及3500名女性的研究发现,食用多脂鱼(这种鱼类富含ω-3脂肪酸)量水平最高的前四分之一女性与食用量水平分布最低的后四分之一的女性相比,患子宫内膜癌的风险要低40% (Terry, Wolk 2002)。

EPA和DHA这类的ω-3脂肪酸可以通过多种机制预防癌症的发展。这可能包括基因表达活性和雌激素代谢情况的改变,以及胰岛素敏感性的改善和炎症反应的减轻(Larsson 2004; Arem 2012)。

硒元素

硒元素是人体许多代谢过程所必需的微量营养素。研究表明硒元素可以破坏癌细胞中的雌激素信号(Shah 2005)。硒元素不仅能减缓肿瘤生长,还能降低罹患各种妇科癌症的风险,如子宫癌和宫颈癌(Lou 1995; Cunzhi 2003)。2009年,一项随机前瞻性临床试验表明,补充亚硒酸钠对患硒缺乏症和放射疗法引发性腹泻的宫颈癌和子宫癌的患者能起到有益作用(Micke 2009)。此外,一项针对宫颈癌的实验室研究报道,亚硒酸钠可以通过细胞凋亡作用诱导癌细胞死亡(Rudolf 2008)。

钙元素

钙元素是一种重要的矿物质,它与激素信号传导、肌肉收缩和骨骼健康有关。钙元素在细胞信号传导中发挥着多种作用,同时也是蛋白激酶C(PKC)信号传导的重要信使。蛋白激酶C的信号传导能够控制多种与细胞生长和细胞死亡相关的通路。钙元素在其他几种与细胞分化和增殖相关的代谢途径中也发挥着作用,为了避免罹患癌症,这些代谢途径必须经过精细的调控(McCullough 2008)。服用钙补充剂或食用富含钙的食物的女性患子宫内膜癌的风险会显著降低(Biel 2011; Salazar-Martinez 2005; Terry, Vainio 2002)。

木脂素

木脂素是一类天然植物雌激素,它们存在于亚麻籽和芝麻类的植物中。食用后,木脂素可被代谢生成肠内酯,肠内酯是一种化合物,它能够促进癌细胞死亡,也能降低激素敏感型的癌细胞长成新血管并促进肿瘤生长的能力。目前有几项研究都意图确定肠内酯是如何促进子宫内膜癌细胞死亡的,不过已有的假设仍认为,其可能与植物雌激素和内源性雌激素针对雌激素受体结合的竞争有关(Bergman Jungestrom 2007; Cederroth 2009)。研究表明,摄入大量木脂素的女性患子宫癌的风险降低了32%,考虑到子宫内膜癌具有雌激素依赖性,这一假设与研究结果是一致的。而对于绝经后的女性,这种患病风险降低了43%(Horn-Ross 2003)。

大豆异黄酮

异黄酮是在大豆和其他豆科植物中发现的一类植物化学物质。大量异黄酮的摄入与子宫内膜癌风险降低具有相关性(Ollberding 2012)。大豆异黄酮能够与雌激素受体相结合,并对雌激素信号进行调节。因此,它们可能以一种类似木脂素的作用方式与内源性雌激素发生竞争,而其中的后者会显示出更明显的雌激素活性(Wood 2006; Cederroth 2009)。2011年期间一项针对绝经后女性的临床研究发现,食用大量大豆异黄酮(包括染料木黄酮和大豆苷元)和总异黄酮的女性,罹患子宫内膜癌的可能性会出现显著的降低(Ollberding 2012)。此外,几项病例对照研究的数据表明,食用大豆和豆类与子宫内膜癌的患并风险降低具有相关性(Goodman, Wilkens 1997; Xu 2004; Tao 2005)。

大豆与雌激素:一个真实的故事

围绕大豆的争论的中心是一些以大豆为基础的化合物的“类雌激素”的分子概要,以及它们是否会增加某些激素依赖型癌症的患病风险和其他与激素失衡相关的不良影响。

大豆含有抗氧化剂多酚(植物性化合物),也就是异黄酮。异黄酮被认为是“植物雌激素”或“膳食雌激素”,这是因为它们的分子与女性的性激素,也就是雌激素很相似,例如雌二醇(17-β-雌二醇)。异黄酮的作用是能够“模拟”某些雌激素的效果,这使得许多医生和科学家将异黄酮描述为“弱雌激素”。

但国际公认的大豆异黄酮专家马克·F·麦卡蒂博士认为,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McCarty 2006)。我们对身体如何对雌激素(以及雌激素类似化合物)作出反应的了解的进展解释了其中的原因。

雌激素通过雌激素受体的作用直接影响细胞。直到相当近的时候,还只有一种受体是已知存在的,这种受体目前被称为雌激素受体α或ER-α。雌激素受体α的过度表达与多种人类癌症有关,其中包括乳腺癌、卵巢癌、子宫内膜癌和结肠癌(Hayashi 2003; Darb-Esfahani 2009; Fujimoto 2009; Nussler 2008)。

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第二种雌激素受体也被发现了,现在被称为雌激素受体β(McCarty 2006; Hartman 2009)。这种受体的表达可能可以抵消许多雌激素受体α的致癌活性(Hartman 2009)。

正如麦卡蒂博士所指出的那样,染料木黄酮,即大豆中含量最丰富的异黄酮之一,是一种高效的雌激素受体β催化剂。对大豆应用持批判态度的人们担忧的来源,主要是异黄酮对雌激素受体的作用,但他们并没有认识到人体内有不止存在一种雌激素受体,而这些激素受体也发挥着非常不同的作用。

这种高度选择性的作用模式解释了为什么大豆异黄酮能在雌激素受体β占优势的组织中促进有益的雌激素样作用,但不会在雌激素受体α受体占优势的组织中引发传统雌激素替代疗法的有害作用。

例如,大豆异黄酮已被证明可以在骨骼、血管内皮(血管内壁)和乳腺细胞等组织中发挥积极作用,而在肝脏和子宫等其他组织中也没有负面影响,而在雌激素治疗中,对这些组织的副作用已被观察到(McCarty 2006)。事实上,在具有两种雌激素受体类型的乳腺组织中,现在已经发现雌激素受体β嗯呢呢狗狗对雌激素刺激的雌激素受体α位点的细胞增殖发挥抑制作用,从而降低乳腺癌的风险(Hartman 2009)。这种平衡有助于解释尽管大豆异黄酮具有类似雌激素的活性,但却不会增加患乳腺癌的风险的原因(McCarty 2006)。

数十项流行病学(人口统计水平)的研究证明,富含大豆的饮食对健康有广泛的益处(Mann 2007; Larkin 2008; Mateos-Aparicio 2008)。富含大豆异黄酮的饮食能够降低心血管疾病、骨质疏松症、癌症以及肥胖相关并发症(如II型糖尿病)的发病率(Xiao 2008; Cederroth 2009; Ishimi 2009)。

大豆异黄酮通过对一氧化氮合酶(NOS)的影响以及自身强大的抗氧化作用,对血管起到舒张的作用,这就解释了大豆异黄酮在治疗和预防高血压和中风方面的潜在作用(Mann 2007; Jackman 2007)。通过另一种不同的机制,异黄酮则能够调节信号通路,控制氧化应激和炎症的相互作用,从而导致解毒和抗氧化防御基因水平的上调(Mann 2009)。

大豆对健康有益的证据累积起来的重要性,致使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 在1999年做出了一项重大的决定,即批准了一项食品标签上的健康声明,含有25克大豆蛋白的产品可以声称自身的预防冠心病效果(Xiao 2008)。这项宣称是基于大量的临床试验和流行病学数据提出的,这些数据表明,大量大豆异黄酮的摄入可以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抑制促炎细胞因子,减少细胞粘附蛋白,抑制血小板聚集,并改善血管反应性(Rimbach 2008)。基于这些数据,世界上许多国家现在都同样认可了豆类产品的相关声称(Hartman 2009)。

褪黑素

褪黑素是松果体分泌的一种激素,负责调节睡眠模式,对于能量的平衡非常重要(Barrenetxe 2004)。褪黑素还可能有助于预防对性激素敏感响应的癌症,包括前列腺癌、乳腺癌和子宫内膜癌等的妇科癌症;褪黑素同时也能提高非小细胞性肺癌患者化学疗法的疗效(Sanchez-Barcelo 2005; Reiter 2004; Lissoni, Chilelli 2003; Lissoni, Malugani 2003; Sainz 2005)。褪黑素的抗癌活性似乎是多远作用的,因为多项研究都表明褪黑素可以直接促进癌细胞死亡,同时间接促进对肿瘤细胞的免疫应答(Srinivasan 2008)。此外,通过与褪黑素的结合,使褪黑素受体活性化,也可以调节许多对健康细胞生长和分化至关重要的细胞代谢途径(Jung 2006)。

咖啡与绿原酸

咖啡中含有多种植物化学物质和多酚,能够对健康产生一系列的影响。其中一种叫做绿原酸(CGA)的多酚被认为可以保护细胞免受DNA氧化损伤(Tang 2008)。除了在煮好的咖啡中能发现较少的量之外,在绿咖啡豆提取物中也含有丰富浓缩的绿原酸。咖啡与患雌激素驱动的癌症的风险降低有一定联系,这其中就包括子宫内膜癌(Wu 2005; Williams 2008; Kotsopoulos 2009; Friberg 2009; Giri 2011; Gunter 2012)。每天至少喝4杯咖啡的人与每天饮用少于1杯咖啡的人相比,患子宫内膜癌的可能性会降低25%。有趣的是,研究人员还发现,每天喝2杯或2杯以上的无咖啡因咖啡页可以使子宫内膜癌的患病风险降低22% (Je 2011)。

咖啡不但可能具有直接的抗癌活性,而且可能对预防子宫内膜癌具有间接作用。这是因为咖啡已经被证明能够降低胰岛素的生产,从而改善胰岛素抵抗(Tunnicliffe 2008),而胰岛素抵抗则会导致体重增,并使体内脂肪沉积,从而产生过多的雌激素(Carlson 2012)。咖啡可以通过防止体重增加以及葡萄糖的代谢调节来降低子宫内膜癌的患病风险(van Dijk 2009; Fader 2009; Je 2011)。

绿茶与(-)-表没食子儿茶素-3-没食子酸酯

表没食子儿茶素-3-没食子酸酯(表没食子儿茶素没食子酸酯)是绿茶中发现的主要多酚,临床前潜伏期研究表明它能抑制子宫内膜癌细胞的增殖并诱导癌细胞死亡,在这种状态下是一种值得重视的潜在重要化合物(Manohar 2013)。一项涵盖7个针对“绿茶对子宫内膜癌影响”已发表研究的调查分析表明,每天多喝2杯绿茶可以降低25%的子宫内膜癌患病风险,绿茶比红茶显示出更强的抗癌保护作用(Tang 2009)。此外,2009年发表的一项研究报告表示,饮用绿茶对子宫内膜癌的抗癌保护作用并不受类似肥胖或更年期等的风险因素的影响(Kakuta 2009)。一项动物实验表明,表没食子儿茶素没食子酸酯能抑制血管形成,并防止子宫内膜异位症重新病变的发生(Laschke 2008)。

落叶松蕈

落叶松蕈类蘑菇(协和阿加利格斯菇)具有免疫调节功能,并且已经在至少两个临床试验中进行了针对癌症患者的研究。在一项对100名患有妇科癌症(包括子宫内膜癌)的女性进行的研究中,6个月内在化学疗法的基础上补充落叶松蕈,能够增强被称为自然杀伤细胞的抗癌免疫细胞的活性。此外,落叶松蕈治疗还可以减少化疗的副作用,例如情绪不稳定、脱发和食欲不振(Ahn 2004)。另一项针对78名癌症缓解期患者进行的试验发现,对于大多数受试者来说,每日补充1.8-5.4克落叶松蕈都属于耐受性良好范畴,着表明该产品通常是安全的(Ohno 2011)。

白藜芦醇

一些针对临床前潜伏期的研究中使用了几种子宫癌细胞系,结果表示白藜芦醇,即一种在日本虎杖(阴阳莲)和葡萄中发现的多酚,可以抑制细胞生长,激发子宫癌细胞死亡(Sexton 2006)。在子宫内膜腺癌细胞中,白藜芦醇能够抑制细胞生长,而其效果似乎同时具有雌激素依赖性和雌激素非依赖性(Bhat 2001)。此外,白藜芦醇和表没食子儿茶素没食子酸酯能够以浓度依赖性的方式显著降低子宫内膜癌细胞分泌的血管内皮生长因子,表明这两种化合物在抑制子宫内膜癌的血管生成方面都具有一定前景(Dann 2009)。

姜黄素

姜黄素可显著抑制一种子宫癌细胞的增殖。此外,由于能够改善与肥胖相关的癌症有关的胰岛素代谢,它也被认为对预防几种与肥胖有关的癌症,如子宫内膜癌很有效果(Shehzad 2012)。姜黄素通过抑制一种蛋白(激活因子3)的磷酸化来抑制癌细胞的生长,这种蛋白对癌细胞失控的生长意义重大(Saydmohammed 2010)。此外,姜黄素还通过另一种与原癌基因相关的抗癌机制诱导人类子宫内膜癌细胞凋亡(Yu 2007)。

吲哚-3-甲醇与二吲哚甲烷

吲哚-3-甲醇,或者叫做I3C,是一种植物化学物质,富含于十字花科蔬菜中,例如卷心菜,花菜,水萝卜,花椰菜和球芽甘蓝。这种物质在摄入后会迅速转化为二吲哚甲烷(DIM)(Aggarwal 2005)。一些研究表明,这些化合物可能具有抗癌特性,特别是在那些激素能产生极大影响的恶性肿瘤中,如乳腺癌、子宫内膜癌和前列腺癌(Aggarwal 2005; Bradlow 2008)。目前已有大量作用机制经过探索研究,但大部分现有证据表明,是吲哚-3-甲醇与二吲哚甲烷的雌激素代谢和信号转导调节能力,对雌激素介导的癌症起到了保护作用。具体来说,这些化合物减少了雌激素向16-羟基雌激素的转化进程,而16-羟基雌激素能更强地促进细胞增殖;化合物同时促进了2-羟基雌激素的转化生成,而2-羟基雌激素的作用较弱,对激素反应性细胞生长的增殖作用也远远不够(Bradlow 1996; Bradlow 2008; Michnovicz 1997; Mulvey 2007; Liehr 2000)(Gupta 1998)。此外,吲哚-3-甲醇的衍生物二吲哚甲烷似乎会影响子宫内膜癌细胞中的雌激素受体信号(Leong 2001)。在一项实验研究中,吲哚-3-甲醇与大豆异黄酮染料木黄酮结合,增强了一种叫做肿瘤坏死因子相关凋亡诱导配体的蛋白质对癌细胞的杀灭特性,它可以诱导子宫内膜癌细胞的细胞死亡进程(Parajuli 2013)。其他证据则表明,吲哚-3-甲醇和/或其代谢产物会通过调节几种对癌细胞生存至关重要的代谢途径促进肿瘤细胞的死亡进程(Aggarwal 2005)。在一项动物实验中,对遗传上容易发生子宫内膜癌的大鼠进行了实验,在660天的试验周期中,一种添加了吲哚-3-甲醇的饮食与一种标准饮食进行了比较。接受吲哚-3-甲醇最高剂量的一组大鼠在研究结束时,子宫内膜癌的发病率为14%,而标准饮食组的发病率则为38%。喂食吲哚-3-甲醇能显著提高雌二醇的2-羟基化水平。研究人员通过这些数据得出的结论包括“上述结果显示,含有的饮食可抑制子宫内膜腺癌的自发发生和肿瘤前病变的发生[…]。这种效果[…]可能源于其对雌二醇的2-羟基化作用”(Kojima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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